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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做实验是一件很苦鳖的工作，尤其是世界前沿的尖端研究，有时候光是寻找可用的参考资料，甚至是寻找一个参照系，就忙的人头晕。

    达尔贝科需要这样一个突破，但全部由他来做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人体基因组计划将是一个国际间合作计划，在它设计之初，就是如此。未来，达尔贝科期望见到几千上万人参加这个计划，而他本人的工作，也不可能是亲自去做某个研究。

    他只能是去寻找答案，将这些碎片化的答案拼接起来，再去争取美国学界和国会的认同。

    30亿美元的拨款，即使不是一次性或者一年的拨款，也是一个巨量的工程。

    达尔贝科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，自然没时间关心一个技术的归属问题，更别说是上法庭了，他回信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杨锐关心，而他只是假装关心，以换取杨锐对自己的项目的关心而已。

    达尔贝科为这份关心焦急的等待了很久。

    就在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咒骂中国的邮传系统以后，一封厚厚的信件，终于寄到了达尔贝科实验室。

    达尔贝科看到这个厚度，心情就豁然开朗，立即让人拿来纳森的实验记录，准备一边看纳森的实验记录，一边阅读杨锐送来的信件。

    中午，纳森吃饭的时候知道了此事，也是匆匆赶来。

    “你还没吃饭？”纳森进到达尔贝科的实验室，就看到他桌子边上的三明治。

    “我不饿。”达尔贝科顺手将三明治丢到了垃圾篓。

    “杨锐有寄来信了？”纳森坐到了达尔贝科对面。

    “你有兴趣了？”

    “别说的我像个种族分子，我只是对亚洲的研究机构不了解而已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实验验证的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进度不错，有点疑问。”纳森说着伸头看达尔贝科手里的信。

    做研究的不是傻瓜，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话，肯定会要先看看的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读文献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，至少是相对过程，一些简单的科研，往往通过文献就能猜到最终结果，做实验就像是看了答案，然后凑数字一样。

    纳森对荧光标记法本身兴趣一般，也不觉得是一项有挑战性的工作，不过，这项实验的答案是很有用的，纳森很想从杨锐的信里看到它。

    达尔贝科将信递给了纳森，道：“你自己看吧，我已经看完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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